埃隆·马斯克根本没看懂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却看透了马斯克。

——埃兹拉·克莱因

【译者前言】
诺兰重新解读了《奥德赛》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导演的这部片子《奥德赛》正在各大戏院上演。平日不看电影的我，经不住各处热烈讨论的诱惑，终于也去观赏了。这部电影的作风的确很新颖，导演不是平铺直叙地讲故事，而是经过回忆和对话不断穿插，让我这个不常看电影的人起初看不明白。我的第一印象是：故事被碎片化了。

但是经过仔细回味，我发现，导演诺兰在处理情节上花了很多功夫，他的手法处处可见。明显地，他不是在讲述荷马的《奥德赛》，他是在重新解读《奥德赛》，他加入自己的创新。

然后，听了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的这个播客，我忽然开悟，这是我所接触到最有深度的解读，我才开始体认到诺兰所要传递的中心信息。

原来诺兰所要表达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诡计者”(trickster)得意的时代，这批人无视文化规范和社会禁忌，为了自己的利益动摇了美国建国以来赖以维系的根基。在视频中，克莱因将影片的情节与美国的现状对比，生动地刻画出美国今天的灾难。

例如，克莱因引用了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对以色列的一段批评。犹太人花了2000年时间研究经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结果呢：“如果经历了两千年之后，犹太人最终只是变成了新的罗马人，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如此，这两千年又何必经历？当初直接成为罗马人，不就行了吗？”

我忽然想到，这不但是对以色列人的挑战，这不也正是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挑战吗？

在翻译中，我想起影片中的一个场景，装扮为乞丐的奥德修斯隔着格窗与皇后对话的那段。他坐在台阶上，隔着窗门向皇后回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那个场景不就是天主教徒在告解室，隔着窗子向神父告解吗？许多杀戮的剧情就是借着这段“告解”向观众呈现“救赎”的需要。

这个场景肯定是导演的“诡计”，他利用奥德修斯的忏悔突出了电影的主题，而这个主题肯定不是荷马的原意。诺兰重新解读了《奥德赛》。

其实，不但诺兰重新解读了《奥德赛》，或许克莱因这个播客所传达的信息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充解读了诺兰？这也是克莱因对电影叙事的再创作。

从他的创作中，我似乎看到一点美国的新希望，而这个新希望竟然就建立在这部电影的结尾。这点何等令人振奋！

（临风）

原文2026年8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作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创办Vox Media。他主持的《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影响力广泛，吸引知名学者、政界人士和行业领袖参与讨论，凭借理性、深入的对话风格，帮助听众理解复杂问题。它不仅塑造公共讨论，还影响政策思考，成为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重要信息来源。原文及视频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6/08/02/opinion/christopher-nolan-odyssey-elon-musk.html

诺兰凝视着马斯克的灵魂
《奥德赛》是这十年来最具政治色彩的电影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Ezra Klein
译：临风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Brandi

埃隆·马斯克根本没看懂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却看透了马斯克

我得承认，我对这部《奥德赛》电影的评价来得有些晚了。这得怪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所以我很少有机会去电影院看片。不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确实玩了一手绝妙的“诡计”。埃隆·马斯克没能看懂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却看透了马斯克。它洞悉了我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以及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并指明了一条出路。

“诡计”(trick)是这部“奥德赛”式作品的核心。在神话中，奥德修斯(Odysseus)就是一个善用计谋的人。故事开篇的第一行就将他描述为“多谋善变之人”——根据译者的不同，他被形容为机智之人、狡黠之人或复杂之人。他是一个充满欲望与矛盾的人：他一心想回家，却总是在外流连；他思念妻子，却又忍不住与女神们共度春宵。奥德修斯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形象，他总是呈现出多重面貌。

马特·达蒙(Matt Damon)可不是那种善用计谋的人。起初，我以为达蒙会成为诺兰这部《奥德赛》电影的问题所在。当时，右翼阵营对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和艾略特·佩奇(Elliott Page)的选角颇有微词，但我真正觉得与“奥德修斯”这一形象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达蒙的出演。在我看来，达蒙往往给人一种“循规蹈矩”的印象：早起、饮食健康、睡前顶多喝一杯酒。那可不是奥德修斯。

但诺兰要找的并非“诡计者”式的人物。他笔下的奥德修斯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可以说，这正是诺兰施展的第一个“诡计”。

我想在此稍作停顿，谈谈“恶作剧者/诡计者”(trickster)这一原型，因为过去几年里，我一直深深着迷于这个概念。北欧神话中的洛基(Loki)、约鲁巴传说中的埃舒(Eshu in Yoruban stories)、美洲原住民故事里的郊狼或渡鸦、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的毛伊(Maui)，以及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与奥德修斯，都属于这一类角色。

北欧神话中的洛基 约鲁巴传说中的埃舒

美洲原住民故事里的郊狼或渡鸦

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的毛伊

赫尔墨斯 奥德修斯

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在其精彩著作《诡计者创造世界》(Trickster Makes This World)中写道，诡计者的职能在于“揭示并打破某种文化赖以维系的根基”。诡计者游走于习俗与禁忌的边缘，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

诡计者将无序注入有序，使原本隐蔽的事物显露无遗。诡计者引发破坏，而这种破坏恰恰为成长创造了可能。然而，结局未必圆满。诡计者既能带来新生，也可能招致毁灭：郊狼(Coyote)盗来了火种，渡鸦(Raven)带来了太阳，而洛基(Loki)则引发了诸神黄昏（世界末日）。

海德的观点是，“诡计者”既是必要的，也是危险的。

他们代表了一种每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张力。一个无法以创造力应对动荡与变革的文化，便无法在变革中生存；而一个无法捍卫其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则会被腐败吞噬。秩序过甚会导致僵化，而混乱无度则会招致崩溃。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属于“诡计者”的时代。马斯克、川普总统、塔克·卡尔森、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以及“青铜时代怪人”(Bronze Age Pervert)——现代右翼的话语逻辑充满了这种“诡计者”式的狡黠与诡谲。

什么是严肃的，什么不是？什么是挑衅，什么是承诺？他们为何那样说，又如何能全身而退？

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就只是“诡计者”。他们并不是海德真正关注的那种文化创造者。我要说的是，这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往往正是通过推倒习俗与禁忌来获得权力：他们说出那些过去不能说的话，做出那些过去不应做的事。

海德曾说，美国人喜欢诡计者，喜欢骗子，因为“他体现了美国身上那些真实存在、却无法公开宣告的东西”。

在1998年海德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这种判断或许确有道理。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观点：在随后的岁月里，美国的制度与社会规范逐渐僵化——我们的社会变得过于受规则束缚，过度官僚化；太多事情变得无法谈论，也太少愿意接受越界、突破与创新的空间。

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什么话是真正“不可以说”的了。那些曾经构成我们文化中最好部分的思想与道德原则，已经受到冲击，甚至遭到亵渎。

如今的问题在于：面对这种破坏，我们能否以创造力和更新来回应；还是说，这场破坏最终只会把我们带向毁灭。

这正是诺兰最巧妙的一笔——他把犹太-基督教伦理最核心的原则，悄然植入了《奥德赛》

这是诺兰版《奥德赛》的核心问题。表面看来，这部《奥德赛》的叙事建立在所谓“宙斯的法则”之上：要怎样对待乞丐和陌生人，就如同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一样。

然而，许多古典学者早已指出，这其实并不是宙斯的法则。真正属于宙斯的法则，其范围要狭窄得多：它要求人们善待宾客和陌生人，因为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神明的化身。它并不是一种建立在怜悯之上的伦理，更谈不上是一种互惠原则。

而这正是诺兰最巧妙的一笔。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把犹太-基督教伦理最核心的原则，悄然植入了《奥德赛》。

在诺兰的《奥德赛》中，所谓“宙斯的法则”，其实呼应的是《利未记》19章34节：

与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作过寄居的。

它也呼应了拉比希列(Rabbi Hillel)那句著名的话：

自己所憎恶的事，不要加诸别人。这就是整部《妥拉》；其余的一切，不过都是注释。

它同样呼应了《马太福音》7章12节，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这样的伦理要求极高。真正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寥寥无几。然而，当代右翼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没有活出这种伦理；更在于，他们厌弃这种伦理本身。在他们看来，把寄居在我们中间的外邦人视同本国人一样对待，甚至被讥讽为一种“自杀式的同情心”(suicidal empathy)。

川普政府公然颂扬对移民、陌生人、弱者和贫困者的残酷无情。它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的经费，为富人减税；它甚至扬言要摧毁整个文明。

当代右翼所奉行的，是一种以支配与索取贡赋为核心的政治逻辑。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接受 CNN 主持人杰克·塔珀(Jake Tapper)采访时说：

杰克，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由实力统治、由武力统治、由权力统治的世界。这就是自有人类以来始终不变的铁律。

可是，这些所谓“铁律”，难道不是早已被“黄金法则”所取代了吗？

当奥德修斯设计出“特洛伊木马”这一诡计时，他利用了特洛伊人对与自己相同诸神的敬畏，利用了双方共享的信仰，把整座城市洗劫一空，让街道血流成河，并将其焚毁殆尽。这样的行为，究竟是英雄之举，还是罪恶之行？那究竟是一条妙计，还是一桩罪行？

在荷马笔下，他是英雄；而在诺兰笔下，他却是一个需要救赎的灵魂。

从荷马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观经历了一场革命，一场彻底改写“文明”定义的革命。今天，我们有人权法，有规范战争行为的国际法；而他们没有。问题在于：今天的我们，究竟站在哪一边？

“当代右翼”坚信，西方文明已经失去了当初建立自身时所依赖的那些品质——对力量的崇尚、对支配的追求、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以及，我还要补充一句，对残酷的迷恋。

像“青铜时代怪人”这样的理论家成为年轻川普支持者的必读读物，绝非偶然；像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和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这样的右翼知识分子思考“美国需要一位凯撒”的可能性，也事出有因；川普政府对罗马风格建筑的痴迷同样有其缘由。他们在思想和审美上不断回溯那个时代，绝非巧合。

马斯克最近在X平台上的一次互动，揭示了这种思维已深入何种程度。一位用户告诉马斯克，是时候“开窍”并抛弃古典自由主义了，因为“普选权会导致普遍的苦难”。马斯克回答道：“我已经开窍了。”

在诺兰的《奥德赛》中，特洛伊的海伦不过是一场战争的借口；真正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贸易通道。这样的设定意味深长，因为它恰恰出现在一个正以争夺全球贸易主导权为目标、不断冲击既有国际秩序的政府执政期间。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批评这一届政府时，同样追溯到了古希腊。他引用了修昔底德的话，来概括自己所看到的现实：

“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命运的摆布。”

修昔底德的这句格言，如今竟被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仿佛国际关系终究只能重新回到这种赤裸裸的权力逻辑。

然而，这真是建设一个繁荣而安全的世界之道吗？

当影片中饰演的奥德修斯回忆起特洛伊的劫掠时，十年的愤怒在一夜之间倾泻到一座城市，他脸色煞白。因此，我很难不想起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倾注的压抑已久的愤怒，以及此后以色列向加沙倾注的数百倍的愤怒。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现在将以色列的未来描述为“雅典和超级斯巴达”。

以色列出生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著有《智人》(Sapiens)一书，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预言所预示的衰落。

他告诉我：“关于思想自由意味着什么，身为弱势少数群体意味着什么的很多思考和实践都是由犹太思想家完成的。”

他补充道：

两千年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始终把研习与学习（经文）视为最高的属灵追求。经过两千年的岁月，我想问他们一句：你们究竟学到了什么？你们研读了两千年，到底从历史和信仰中领悟了什么？

然而，像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人却告诉你：哦，我们学到的是，人必须像罗马人一样；必须强大；必须建立军团；必须摧毁城市。这才是人生唯一真正重要的事。

当然，这也是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价值体系。罗马文明也曾有它的历史作用。可是，如果经历了两千年之后，犹太人最终只是变成了新的罗马人，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如此，这两千年又何必经历？当初直接成为罗马人，不就行了吗？

真正维护文明价值，并不是崇尚强硬，而是敢于指出：残忍本身就是一种软弱

这是诺兰最精彩的一笔，他让人类最古老的一条道德法则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他把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最宝贵的伦理原则，巧妙地化作宙斯所确立的法则，让我们重新明白，它为何至今仍然重要，又依然能够向我们发出怎样的启示。

奥德修斯最终明白，真正给自己和身边所有人带来毁灭的，正是他一次次对道德秩序的践踏。

发动特洛伊战争的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割开了他的喉咙，因为她始终无法原谅他为了祈求顺风出航而献祭了他们的女儿。特洛伊化为废墟。奥德修斯深爱的故乡伊萨卡，也被一群求婚者占据，他们觊觎他的妻子和王国，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谋害他的儿子。

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并不是在与蛮族作战；他们自己就是蛮族。而他们所施加的暴行，只孕育出更多的暴行。

同样，那个曾承诺“让西方文明再次伟大”而兴起的政治运动，也背弃了它所继承的文明遗产。如今，在世界眼中，美国俨然成了蛮族——一个肆意摧毁全球秩序的国家，一个任意攫取所欲，并向无力反抗者索取贡赋的国家。

而今天，政治反对派必须重新认识诺兰所认识到的真理：真正维护文明价值，并不是崇尚强硬，而是敢于指出：残忍本身就是一种软弱。

唯有怜悯、彼此善待与相互承担，才能建立一个持久而有尊严的社会。

秩序固然必不可少，但一旦脱离伦理、失去节制，秩序便会蜕变为扭曲，最终滑向威权。

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老教诲，还是“不要忘记你们也曾在埃及作过寄居者”的圣经提醒（注：来自《旧约》：《出埃及记》22:21；《利未记》19:34；《申命记》10:19），都彰显了一种历久弥新的智慧，也体现了文明真正的美。

在这本书的结尾，海德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诡计者”的故事最终走向毁灭，而有些却带来更新与重生？

他的答案是：关键在于，那些彼此分离的世界，最终能否重新连接。

洛基(Loki)最终被囚禁在大地之下，永远承受毒液滴落的折磨，而世界也因此走向末日。相反，赫耳墨斯(Hermes)却成为连接人间与冥界的使者，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得以年复一年重返人间，春天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归来。

换句话说，唯有当彼此割裂的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一个文化才能重新发现自身的生命力。

属于“诡计者”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我不想把话说得过于说教，所以就以一句话作结：美国一次又一次迈向更公义的时刻，都是因为那些推动进步的人重新发现，《妥拉》、新约圣经以及《独立宣言》的语言，都可以成为建构一个崭新世界的力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国家，宗教、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早已失去了那种自然和谐的关系。

然而，“现代右翼”的蜕变，反而再次为这种工作腾出了空间。

重建并不容易。它要求我们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那些古老的价值；

它要求我们重新发现，那些早已沦为陈词滥调的道德传统，其实在一个价值被贬抑、被遗忘的时代，依然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这是可以做到的，也必须做到。

诺兰笔下的奥德修斯，不是一个“诡计者”；他是一个生活在诡计者所造成废墟中的人。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部电影，以及人们对它的回应，都表明：属于“诡计者”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如今，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