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ystal Chia在彭博社发表文章，分析了上海疫情追责的问题。在武汉疫情暴发时，武汉的几位高层领导，包括前湖北省委书记、前武汉市委书记等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虽然上海的新冠控制措施招来了民众更多的不满甚至愤怒，但目前为止，只有15位初级干部被问责。

谁来为中国目前的新冠危机负责？这个问题将显示中国领导人在进入关键的领导层改组时，对共产党的控制力。

虽然中国领导人上个月再次威胁要惩罚所有未能履行抗击病毒职责的干部，但在上海长达数周的封锁期间，只有15名低级官员受到了惩处。对金融中心表现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把矛头引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因为上海是由这位领导人在政治局决策层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李强管理的。

62岁的李强曾是中国领导人的高级助手，长期以来一直是最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二十大后加入七人政治局常委会的竞争者之一，甚至可能成为总理。自1987年以来，除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外，其他所有上海市委书记都进入了最高机构，前总理朱镕基和中国现任领导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上海的疫情暴发提高了晋升李强的代价。这个金融中心出现了食物短缺、检疫设施不堪重负等种种问题，市民和卫生工作者之间发生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罕见的反政府帖子浪潮。一些居民认为李强在封锁期间的公开访问是“精心安排的”。有一次情况例外，他被一位坐轮椅的妇女拦住，她斥责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

上海政法大学前副教授、现任驻智利的政治评论员陈道银说：“他的职业前景将是中国领导人在党内确保其‘核心’地位的晴雨表，也就是说，领导人是否积累了足够的权力来做出‘最终决定’，如果李强进入政治局常委，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的‘核心’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如果李强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领导人的地位还不够稳固。”

派系的驱使

人们普遍预计，中国领导人将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获得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任期，因此，对中国不透明政治体系中的晋升的大部分猜测都集中在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成员身上。那些被任命为常委会成员的人将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广泛的权力，并可能被视为68岁的中国领导人的最终继任者。 

在最近十年举行两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突然爆出的丑闻往往令常委候选人的职业生涯陷入低谷。2012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一起肮脏的谋杀腐败案被肃清，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五年后，薄熙来的继任者孙政才也因腐败被解职并入狱。

对于一个与中国现任领导人关系如此密切的官员来说，遇到这种挫折的打击是巨大的。李强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担任中国现任领导人的首席秘书，他和包括政治局委员陈敏尔在内的几位高级干部一样，在这个东部沿海省份与这位未来领导人一起工作，之后都获得了晋升。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中国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派系驱动的，由于李强是中国现任领导人的亲密伙伴，曾是他的私人秘书，我认为，即使他不担任总理或副总理职务，他仍然会在政治局常委中获得职位。”

在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体来袭之前，上海在实现中国领导人的“新冠清零”目标方面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现在，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庞大城市已经成为中国自武汉暴发以来最严重的疫情暴发地，也是人们因为被锁在家里或被迫接受隔离等高压手段而感到愤怒的中心。

上海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领导人的愤怒，尽管领导人在上个月的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承诺要“加强监督和问责机制”，让那些负责遏制病毒的人承担责任。根据彭博社对国家媒体和党的纪律部门发布的数据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就大约51个地方的疫情惩罚了4000多名官员。

截至周三，在上海被处分的15名官员中，没有人超过区级级别。相比之下，在武汉第一次封锁后的一个月内，约有630名官员被肃清，包括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党中央委员会拥有200多个席位，蒋超良是其中之一，作为高级官员，他还是因为病毒控制不力而被迫离职。四位党政领导，包括蒋超良和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遭到了公开指责。通常来说，负责公共卫生事务的副市长是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之一。

“欧亚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其负责中国政治、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分析师尼尔·托马斯说：“中国政府可能会因为目前的疫情暴发而惩罚一些上海政府干部，但它更有可能将责任指向较低级别的领导人，而不是上海的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是中国领导人的亲密盟友。”

随着病例开始从每天2万多的峰值下降，李强也许能够逃脱海封锁的问责，但他逃脱问责还有其他原因。中央政府经常派遣孙春兰副总理去平息疫情，她与一些最严厉的措施有更密切的联系。

人们的注意力也开始转移到首都北京，在感染率上升之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测试，并封锁了人口众多的朝阳区部分地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浙江的时候也与中国领导人共事过，自这位领导人上台以来，他也经历了一次飞速的跃升。

一家国营报纸的前编辑，现为纽约智库中国战略分析的研究员邓聿文认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让李强靠边站可能比冒着内部反对的风险提拔他更有战略意义。

邓聿文说：“牺牲李强不会对中国领导人造成任何根本性伤害，他可以用其他盟友填补这个职位。并且这将对其他党内干部起到警示作用。成为领导人的亲密盟友并不意味着你的晋升得到保障，你还必须做好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