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匿了各阶层人类的智能手机经济中，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我们的食物和商品从哪里来，是谁让我们活着。在亚马逊生鲜配送（AmazonFresh），下单一份有机婴儿芝麻菜很便宜，且可以隔夜送到，这部分是因为，种植、分类、包装和运送它们的人在生病期间必须继续工作。对大多数服务业的工人来说，病假是一种不可能的奢侈。值得追问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和更慢的交货速度，这样他们就可以呆在家里了。 这场大流行病也明确了，什么叫非必不可少的工人。一个例子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新晋参议员凯莉·吕弗勒（Kelly Loeffler），她1月份之所以能填补空缺的议员席位，唯一的资质是她的巨额财富。上任不到三个星期，她参加了一次有关新冠病毒的可怕的秘密简报会，之后抛售股票，从中获得了更多财富。然后她指责民主党人夸大了危险，并向她的选民做出了错误的保证，这大有可能害了他们。吕弗勒在公共服务方面展示的冲动，是那种危险寄生虫的冲动。一个可以让这样的人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体，已经败落到了较晚期。 库什纳与特朗普行政分支的崩溃 政治虚无主义最纯粹的体现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他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库什纳被欺骗性地宣传成了精英和民粹主义者。 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月，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商家庭，是第二镀金时代的太子党。尽管学业成绩平平，但在其父查尔斯（Charles）承诺向哈佛捐赠250万美元后，贾里德仍被哈佛大学录取。父亲用1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儿子创办了家族企业，然后贾里德继续在纽约大学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接受精英教育，他父亲向这里贡献了300万美元。2005年，查尔斯因利用妓女构陷其妹夫并拍下了这次会面，试图用这种办法解决家族法律纠纷，而被判入狱两年，当时贾里德以强烈的忠诚回报了他父亲的支持。 贾里德·库什纳曾拥有一栋摩天大楼，并办过一份报纸，都未获成功，但他总能找到人来拯救他，而且他不过是越来越自信。安德烈·伯恩斯坦（Andrea Bernstein）在《美国寡头》（American Oligarchs）一书中描述了他如何采纳了一位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即新经济“破坏者”意见的故事。在导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影响下，他找到了融合财务、政治和新闻业追求的门道。他将利益冲突当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默多克，1931年生于澳大利亚，美国传媒业大亨。——译注） 因之，随着其岳父成为总统，库什纳很快就在一个将业余行为、裙带关系和腐败升级为统治原则的行政分支中获得了权力。只要他忙于中东和平，他那些没有意义的介入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并不重要。但自从他成为对特朗普有重要影响的新冠病毒事务顾问以来，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死亡。 3月中旬，上任后第一周，库什纳参与撰写了记忆中最糟糕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稿，打断了其他官员的重要工作，或者已经违反了安全协议，参与到了涉嫌利益冲突且违反联邦法律的事项中，并做出了很快就化为乌有的愚蠢承诺。“联邦政府的设计不是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在解释他将如何利用自己的公司关系，在免下车餐厅（drive-through）设立核酸检测点时这样说。那些关系从未落到现实中。一些企业领导人说服他相信，特朗普不应动用总统的权威强迫一些产业生产呼吸机。后来，库什纳自己试图与通用汽车谈判达成协议，但未能实现。他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于是将必要设备和装备短缺的责任算到了不称职的州长头上。 看到这位面色苍白、身材苗条的票友闲庭信步般介入一场致命的危机，抛开了商学院的行话以掩盖他岳父的行政分支的巨大失败，就相当于看到了整个统治方式的崩溃。事实表明，科学专家和其他公务员并非叛国的“阴谋势力集团”（deep state）成员：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工人，将他们边缘化，以理论家和谄媚者取代，是对国家健康的威胁。事实表明，“灵活”的公司无法为灾难做好准备，也无力分发救生物资，只有能干的联邦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表明，所有事情都有代价；经年累月地攻击政府、榨干政府资源、消耗政府的士气，造成的沉重代价是公众不得不付出生命。 所有项目都被撤资，所有库存都被耗尽，所有计划都被取消，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然后，病毒和不可思议的失败就来了。 危机时刻的抉择 制服这一大流行病的战斗也必须是恢复国家健康并重建它的战斗，非如此，我们眼下正忍受的苦难和悲痛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有目前的领导层，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耗尽了人们对老一代政治当权派的信任，那么2020年就应当碾灭反政治是我们的救星的念想。但是，结束这个政权是极不可或缺且值得的，也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面临一个选择，这场危机让这个选择变得清晰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我们可以长期保持自我隔离，惧怕和回避彼此，让我们共同的纽带消失殆尽。 抑或，我们可以利用正常生活中的这种停顿，留意一下：那些举着手机，好让他们的病人可以和亲人说再见的医院工人；那些从亚特兰大飞去纽约帮忙的一飞机医务人员；那些要求把他们的工厂改造成呼吸机生产厂的马萨诸塞州航空产业工人；那些因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人手稀少的失业办公室，而排着长队的佛罗里达人；那些无惧没完没了的等待、冰雹和传染，在党派立场强烈的法官强加给他们的选举中投票的密尔沃基居民。 我们可以从这些可怕的日子中领会到：愚蠢和不公正是致命的;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充当公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团结的替代品是死亡。走出藏身之处，摘下口罩后，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人独处是什么滋味。 （作者是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著有《 Our Man: Richard Holbrooke and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和《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本文原题“Underlying Conditions”，见于《大西洋》杂志2020年6月号，提前发布的网络版题为“We Are Living in aFailed State”。听桥，勉力译出，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并有多分段。惜乎笔力不逮，未能传递原文的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