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加拿大报道，超乎市场预期，公投投票批准了22号提案。这一提案将所谓的自由工经济公司（Uber Technologies Inc.和Lyft Inc.）以及杂货配送服务从将这些工人分类为雇员的法律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叫车和食品交付应用程序公司将使他们的工人保持独立承包商的身份，这意味着这些工人获得的利益更少，并且工资标准不需要满足最低工资要求。
这项提案肯定会让那些提倡更高劳工标准的人感到沮丧。奇怪的是，在许多州和城市提高最低工资并要求公司为员工提供各种其他福利的时候，这项提案竟然获得了通过。虽然这一结果可能只是运作良好的公司不断游说的结果，但也可能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的未来普遍存在担忧，零工经济服务不仅是一项额外的工作，它们已成为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经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民可能不愿危及脆弱的均衡。
1970年代，随着工人逃往郊区，美国许多大城市出现了人口外流的情况。“内城”一词成为贫穷，被忽视的社区的代名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正如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在他的《新工作地理》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许多大城市成为了技术、金融和生物技术等新兴知识产业中受过教育的工作人员的圣地。这些城市中有旧金山和纽约等沿海大都市以及休斯顿和亚特兰大等枢纽，这显然是得益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集群效应。由于员工和工人的集中度很高，因此在这些集群中很容易找到工作或雇员。而受教育者之间的日常互动让各种点子在公司之间传播。
由于聚集的效应，人们变得难以抵抗超级城市的吸引力。高收入者重新涌入城市核心地区。在恰当的时候，Uber，Lyft和Instacart之类的应用程序应运而生，以迎接这些新的城市劳动力。由于美国城市一直不愿投资轨道交通，因此叫车应用程序已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使上层中产阶级工人能够在迅速到达旧金山，西雅图或圣地亚哥。
但是这些明星城市的繁荣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一些误导性的进步团体的帮助下，当地房主共同努力阻碍了大多数城市开发新住房，并且将租金推高至几乎无法容忍的水平，这减缓了人口涌入的速度。随后发生了新冠疫情推动知识产业将其员工队伍办公远程化，从而推动了Zoom等技术的大规模采用。这可能会引发长期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技术和金融公司只需要一部分员工就可以在现场工作。这导致旧金山和许多其他高成本城市的租金已经在迅速下降。
这意味着超级城市的集聚效应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替代了。如果技术员工只需要在高成本的城市核心中保留一支骨干的员工队伍，然后将其余人员送往更便宜的地区，这些郊区可以以更少的成本提供与许多城市，这意味着像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不再能够依靠巨大的经济力量来保持其税基增长。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可能不得不像1990年代以前那样，再次为将中产阶级工人留在城镇而奋斗。
这意味着取消自由工经济将是危险的举动。提倡更高的劳工标准是很普遍且重要的，但是如果最终使优步，Lyft和其他服务的定价超出中上层阶级的承受范围，这可能会使城市生活对该关键人群的吸引力下降。如果没有能力在城镇周围乘坐适度的便宜车，许多工作者可能会在偏远地区安顿，使城市的税收收入降低。
当然，如果建设在纽约市以及许多亚洲和欧洲城市中都存在的密集，高效的火车网络，则可以对此进行补救。但是，由于美国的建筑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而且反恐思想在当地政治中根深蒂固，因此在旧金山或洛杉矶购置东京式地铁系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因此，为了代替公共交通，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可能已经决定坚持使用廉价的乘车服务，这是将纳税人留在城镇的第二好选择。技工们将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这座超级城市将会继续存在。